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璀璨明珠——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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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校门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每年的11月1日,是联大校友欢聚的节日,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而西南联大的光芒仍然长久地留存在世人心中。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思考。1938年4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决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然由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张伯苓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管理混乱，因此就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自己前往重庆南开中学。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后来，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统由梅贻琦来掌管。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伯苓彻底放弃了对南开的责任，他在重庆期间，仍然不辞辛苦地两地奔波，经常乘坐飞机来到昆明，处理有关南开方面的重要校务，并经常为南开的发展四处奔波。无论如何，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和三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当时，不论是清华大学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以及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中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黼、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阵容十分强大，可以说是汇集了中国现代各种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治学方法多种多样、学术观点新颖独到、讲课方式各具特色，认真而严肃是他们每个人治学的共性。教授们丝毫不因战争的原因而放松对学生们的要求，但自由的选课制和宽松的学分制，则让学生们可以按照各自的兴趣和爱好从各位名师处获得广博的知识和思想的启示，从而打下坚实的学术根基，养成良好的学术气质。因此，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不久之后就以教育质量的高水平而闻名全国，甚至有不少沦陷区的青年也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穿越火线来西南联合大学读书。 南开大学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西南联合大学不再像长沙临时大学那样，拥有整个学校可以自行支配的经费，而南开大学和北大、清华的财政情况也有所不同，政府给南开大学的资金是算在给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小部分补贴款之内的。1938年1月至6月，教育部发给南开大学教职员救济金和校产保管费八千五百元，仅相当于平津六校十二万元救济费的百分之七。不仅数额少，而且发放单位教育部还多有刁难，不仅要南开大学列出员生救济费、保管费的概算，还要求有救济教职员的详细名单，并且先要送到教育部审定，然后要南开大学派人亲自携带单据到重庆去洽领，稍有迟延，就拒不发放。抗战八年，张伯苓等南开同人为了南开大学的发展，解决严重不足的经费问题而绞尽脑汁。但是，也应该看到，对于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私立学校而言，能否在战争状态中生存下去是首先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南开大学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与北大、清华联合，并得以在战争中继续发展，这本身就是很难得的。 （责任编辑：韦承金） http://news.nankai.edu.cn/zhxw... |
1938年4月4日西南联大组建 1938年4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组建于云南昆明。当年4月2日，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被日寇毁校的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内迁到长沙，在岳麓山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学校西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下设文、法、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全校学校约3000人。学校虽物质匮乏、校舍简陋、图书资料不足，但坚持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正常开展。联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经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开课，1946年5月4日结束，八年之内在红土高原写下世界教育奇迹。 http://news.nankai.edu.cn/zhxw... |
西南联大校训 陋屋斗室中的爱国奉献
西南联大被人们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而数十年来,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心中,并成为热点课题之一——在战火纷飞之际,在学习、生活、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 联大校友、教授陈岱孙说得对:“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又或许如联大校歌所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人们形成共识的是,联大的成功纵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名师荟萃,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当年,三校师生从长沙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25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几乎是用双脚横跨了三省。联大师生置任何艰难困苦于不顾,教师为国之振兴而教,学生为抗战建国而学,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条件的艰苦令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甚至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时隔70年,今天的联大校友仍然会时时提起“知识报国”、救亡图存的铮铮誓言。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消逝的西南联大再度传出了巨大的历史回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更加令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感慨的是,几十年来,西南联大的爱国传统被老校友们传承、坚持着,近年来,仅为“希望工程”的捐款,就在云南等地建立了7所希望小学。“今天,我们尤其要学习和发扬西南联大的爱国奉献精神,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自觉担当起科教兴国、民族振兴的重任。”顾秉林说。 传道解惑中的治学之风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被许多大学校长引为经典。而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 这也是联大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办教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力量,办学校必须全心全意依靠教师。 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 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和价值判断,爱国爱生,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都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他们教书育人,爱之以德,不厌不倦,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关键在于有这样一支值得信赖的教师队伍。“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为我们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 而联大也真心实意地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七十年风雨兼程,联大已成历史,而在许多人心中,联大永存。刘东生院士曾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杨振宁先生则写道:“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究竟是谁？
——从校歌制作过程中可找到答案 作者：张源潜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96 更新时间：2006-10-9 《书屋》2006年第5期所载罗荣泉先生《由冯友兰说到罗荣渠》一文的开头部分“考证”了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是冯友兰，不是罗庸。他根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和该书所引用的三则朱自清日记作出这样的判断，仍然是偏信冯先生的一面之词，如果查一查《朱自清全集·日记》中有关校歌委员会开会的记载，看一看《西南联大校史》或相关材料，结论定会两样。为了消除读者由该文引起的误解，我愿借《书屋》一角，简述联大校歌的制作过程，弄清歌词作者问题。 抗战开始，平津相继失陷，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随即南迁到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入滇，在昆明建校，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5月4日上课。一个多月后，6月24日，教育部令各学校把校歌“呈部备查”。西南联大刚在昆明立足，各项工作头绪纷繁，无暇顾及，于是向教育部报告：“本校创立未久，未备校歌，待编成后再行呈核。”教育部毫不理会，10月3日再以训令相逼。不得已，10月6日的常委会决定成立校歌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专门从事这一工作。不久，委员之一的罗庸写出一首歌词，还配上了曲谱，提交校歌委员会。10月30日下午，校歌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接受了罗的词，但未通过曲”〔1〕。至于“罗的词”是什么内容，日记未提。下次开会在11月24日下午，经过讨论，决定先把已接受的歌词报告常委会。朱自清这天的日记记着：下午在冯家开校歌委员会。校歌之词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贞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2〕 歌词作者是谁，日记未提，联系上次开会“接受了罗的词”，可以断定是罗庸无疑。附带说一句，《三松堂自序》未提这篇日记，是忽略还是掩盖，不得而知。 常委会对这首歌词没有表态。“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样子”。这是冯友兰在1968年7月5日所写的“交代材料”（见《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透露的一点消息。《满江红》是词，还用了些典故，如“一成”“三户”，不加注释还不易理解。西南联大一贯传承新文化，又不缺少新诗人，为什么不写一首新诗作为校歌，像当时的抗战救亡歌曲那样?选作为校歌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告奋勇写出如下的一首富于时代精神的白话诗：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收复失掉的家乡。 校歌委员会有了可供选择的两首歌词，可惜都没有曲谱。委员之一的朱自清想起清华研究院毕业生、正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的张清常。他能谱曲，曾与朱先生愉快地合作过，于是就把这两首歌词一起寄去浙大。张清常也乐于为母校效力。他收到两首歌词，反复吟诵、比较，再三考虑，认为罗词上阕悲愤，下阕雄壮，是一首好词，适合于作校歌，就把它谱成男女声四部合唱曲，用五线谱和简谱各抄一份，及时寄回昆明，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简谱那份还记下：“廿七年十二月于广西宜山。” 张清常只给罗词谱了曲，冯词的曲谱还得另外找人来完成，这大概花去不少时间。最后总算由马约翰和沈有鼎两位教授分别为冯词谱了曲。马谱用的圆舞曲的形式，四分之三拍子，沈谱是四分之二拍子的进行曲。校歌委员会把这三支待选的校歌油印出来，组织专人练唱。1939年6月14日下午，在南区一间刚建成的大教室（还没课桌椅的空屋）里举行扩大的校歌委员会，除校歌委员外，列席的尚有为冯词谱曲的马约翰、沈有鼎，另外，还邀请了一位音乐造诣颇深的外文系教授杨业治先生。此外还有一些演唱这三首校歌的学生。朱自清日记是这么写的：“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接受冯的歌词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由马、杨、沈负责修正。”〔3〕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冯的歌词”，是与马谱联系着的。在这次会上，杨业治看了三份校歌（读谱?雪后，“立即主张采用罗庸词、张清常曲的《满江红》为校歌。《满江红》词的意境与岳飞的《满江红》有很多相似处，它受到了岳词的启发。历史环境的相似，悲愤激昂的情绪相似，甚至个别处遣词亦相似。歌词与曲调非常吻合。前半阕的悲怆沉着，后半阕的高昂兴奋，表达了我们百年来的积愤和今日雪耻图强的决心。这即是我们那时的情怀” 〔4〕。他记不起校歌演唱的情景，只是读了三首歌词和曲谱后作出的结论，这次校歌委员会没有讨论，只对马谱提出了须修正的意见，还请三人负责进行。实际上，一支乐曲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让三个人来修正不过是句空话，是“否定”的婉转说法。两个星期后的6月30日下午，校歌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张清常谱的曲子，最后通过了罗词张曲的《满江红》作为西南联大校歌。朱自清日记记着：“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 〔5〕最后一句再次提到“冯的歌词”，似与上文语气不相连贯，说“早为大家所接受”，也与实际情况不合（半个月前才接受，说不上“早已”）。这次讨论并通过的张清常的曲谱，他谱的是罗庸所作的《满江红》，而这一歌词是半年前（1938年10月30日）就已接受，并上报给常委会的。因此，这里的“冯”字当是 “罗”字之误。日记原是写给本人看的，个别笔误实属难免，只须参考相关资料，很易订正。冯先生抓住这句话来证明他是《满江红》的作者，是经不起推敲的。纵观前引的四则朱自清日记，谁是联大校歌的作者，读者自可作出回答。 6月30日的校歌委员会上通过了罗词张曲的《满江红》作为联大校歌，立即上报常委会，由主席冯友兰具函，委员五人签名。7月11日第112次常委会作出决议：依照校歌委员会所拟校歌通过。15日，向学校各部门咨照校歌通过事。最后审定公布的歌词有一处改动：“倭虏”改为“仇寇”。19日，备文向教育部呈报，同时撤销包括校歌委员会在内的已完成任务的六个专门委员会。 冯友兰的歌词既然在6月30日的会上落选了，他就以《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为题，在７月７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文字略有改动：“西山”改为“碧鸡”，“滇水”改为“滇海”，“的”全改为“底”，保持他的文字风格。 再说在广西的张清常，当他得知自己的作品终获通过，自然无比兴奋和激动。他也看到了给冯词谱曲的马、沈的作品。他年少气盛，觉得马、沈没有谱好，自己倒可一试。他给冯词谱成一首男高音独唱曲，穿插在他另外创作的一首题为《敬献西南联合大学》的组曲里。这首组曲包括五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同唱校歌”（罗庸作《满江红》）；第三乐章是男高音独唱曲，是他称作“勉词”的白话诗（冯友兰作），他认为这诗大多是祈使或命令语句，作为老师对学生的勖勉之词，还是挺合适的，所以称为“勉词”。由于当时他还在浙大，不知道该诗发表时有所修改，采用的歌词仍是保存在他手头的初稿。“组曲”于7月底完成，寄到昆明时，校歌委员会已不存在。辗转传到冯友兰手中已是10月中旬，冯看到后就以个人名义具函常委会汇报此事，同时把曲谱附呈。梅贻琦常委阅后，在原函上批：“文书组函张先生致谢。乐谱留存。”这已是11月1日。 1940年秋，张清常应聘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他一到学校，发现当时印发的校歌歌谱略有差错，亲自动手订正，重新铅印分发。新生入学时，他亲自给他们教唱。他还挑选一批爱好唱歌的学生组成校歌合唱队，练唱他作的那首《敬献西南联合大学》的组曲，后来在1941年11月1日联大举行第一次校庆活动时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梅贻琦常委说，他还没有见过哪个学校的校歌是以这样庄严、优美的形式来演唱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联大完成战时联合办学的历史使命，行将结束，三校也准备复员，只因平津校舍尚待接收与修复，加上交通工具紧张，复员工作一时无法进行，学校决定在昆明续办一年。1946年春，张清常在那首“组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创作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除了原有的罗作“校歌词”和冯作“勉词”外，他还特地请冯友兰作“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又从冯友兰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铭辞》中摘录一些，与校歌下半阕配合，称作“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欠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他组织联大附中的学生合唱队练唱，于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时演出。这一歌谱（每一部分歌词都分别注明作者）流传颇广， 1967年3月1日台湾新竹版《清华校友通讯》第19期上重新刊载的那份《联大进行曲歌词》，就是一位校友自美返台度假时带去的。联大档案里自然也保存着这一珍贵资料。1986年冬张清常写的回忆文章《忆联大的音乐活动——兼忆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6〕可以参看。 西南联大校歌诞生的不寻常的经历告诉我们：罗庸作的《满江红》（张清常曲）是西南联大校歌。冯友兰也写了一首白话诗，没有选上，就以《拟……校歌》为题发表的，张清常也为它谱过曲，称“勉词”，收入“组曲”和“进行曲”里。几十年以后，冯先生忘记了自己写过并发表的那首《拟……校歌》，错把《满江红》当作自己的作品，又因他坚信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失去，一再宣称自己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的作者，他不仅在《自传》、《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还写成“条幅”“册页”传出，很多人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为他作传的也好，为他撰年谱的也好，都轻易地采用了他的说法，实际上都受了蒙蔽。如果查一查有关档案，一切都会明白。历史是客观存在，无法被某一个人所改变的，大师也不例外。 注释： 〔1〕〔2〕见《朱自清全集》卷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560～561页。 〔3〕〔5〕《朱自清全集》卷10，第31、34页。 〔4〕杨业治：《从南岳到蒙自——抗战初期的片断回忆》，收入《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2页。 〔6〕收入《笳吹弦诵情弥情》，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356页。 http://www.luobinghui.com/ld/z... 联大校歌的歌词是按《满江红》词牌名创作的，《满江红》极富音乐性，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慷慨激昂，悲壮感人。词牌《满江红》又称《》上江虹，是双调，即分为上阙（八句）和下阙（十句），标准字数是93字（上阙47字，下阙46字），非标准的则有89、91或94 字的，每阙的偶数句押韵，标准情况是押入声韵活仄声韵，非标准的押平声韵。联大校歌歌词采用标准的93字，押入声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作词：冯友兰 作曲：张清常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贞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祈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1、五朝宫阙……指北京。辽，金，元，明、清5个朝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辽代 称上京，金代称中部，明、清两代都称北京，宫阙，古代帝王居住的宫殿。《史记 ，高祖本纪》：“高祖还，见宫阙甚壮，怒。”阙，宫门两边的望楼。 2、衡山湘水……衡山即南岳（今衡阳），湘水指长沙，都是长沙临时大学所 在之地。 3、绝徼……绝，远；徼（音叫），边界，边睡。绝激指遥远的边疆云南。 4、桢干（或干桢）……桢（音真），坚硬的木头；干（音赣），树干。桢干 ，古时筑墙所用的木板和立柱，喻具有真才实学，能胜重任的人才，比栋梁更优。 5、九州……《尚书、禹贡》称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九州 。这里的九州泛指中国。 6、黎元……黎，众多的；元，人类；黎元即黎民百姓。 7、尽 弦诵……尽（音紧），纵然，尽管；筋，即胡笳，古代塞北和西 ?流行的管乐器，笳吹，泛指音?活动或文化生活；弦诵，古代学校里用弦乐器和 ?唱配合学生朗诵诗词，泛指学校的教学活动。 8、山城……当时系指昆明。解放后才称昆明为“春城”，称重庆为“山城”。 9、情弥切……弥，更加；指联大师生虽然生活在环境安定的昆明，但报国之 情更加迫切。 10、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便，即使。成，古时称方十里之地为一成。三 户，犹言只有几户人家。此句的意思是：即使战斗到只剩几里土地，几户人家，我 们打败日寇的雄心壮志仍不折服动摇。 11、多难殷忧新国运……殷，深切的、深情的；殷忧，即深优。新,更新（动 词）。此句含义是：祖国灾难无穷，忧患深重，我们一定要更新祖国的命运。 12、动心忍性希前哲……动，打动，激励，振奋；动心，激发理想,振奋精神 。忍，克制；忍性，行事时能控制情绪，不任性，喻目标坚定。动心忍性，情神振 奋而行事坚定。希，通 ，仰慕，崇敬；哲，志士仁人，才能识见超常之人。此句 含义是：值此国家危亡，人民多难之秋，必须振奋精神，坚定方向，学习前辈志士 仁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踉敌人斗争到底。 13、复神京……复，收复，光复；神，神圣的；神京，指北京。 14、燕碣……燕（音烟），北京附近的燕山；碣,天津附近的碣石山。燕碣， 代表京津地区。 http://hi.baidu.com/mapletxr/b... |
图书馆内用废汽油桶、木箱叠架起来的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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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联大新校舍建成,图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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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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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新校舍男生宿舍区 http://mem.netor.com/m/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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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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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图为西南联大时期部分获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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